三大运营商内鬼玩潜伏兜售用户信息牟暴利

23名犯罪嫌疑人齐刷刷站在被告人席上。该案是《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以来，

从“潜伏”到“风声”再到“永不消失的电波”，他们盗信息、卖清单、查高官、追老赖、抓小三，跟踪追击的本事堪比谍战大片。在法庭上，7名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三大通讯企业的工作人员，爆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层层内幕——

2011年8月5日，身着绿色囚衣的23名犯罪嫌疑人齐刷刷站在被告人席上，随着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长徐辉长达40分钟的宣判，这个犯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多项罪名的团伙，引爆了北京最大的“出售个人信息罪第一案”。

在法庭上，有7名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三大通讯企业的工作人员。匪夷所思的是，这7名“工作人员”多半是受单位“派遣”之后，“潜伏”在电信运营商的内鬼。他们通过私人侦探公司在网上搭建的买卖平台，将大量信息兜售出去。这个由买家、中介、卖家、掮客等人员组成的信息买卖链条，也堪比地下情报的组织结构，纵横交错又环环相扣。

《潜伏》催生侦探所，搭起网上情报交易平台

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邻居、情报贩子谢若林有一句名言:“这有两根金条，你能看出来哪根高尚?哪根龌龊?”

这句话被新一代的情报贩子代槟用在了他的女友刘红波身上。2009年春节之后，44岁的代槟因为与28岁的女朋友刘红波相恋，遭到周围亲友的反对。为躲避家乡人的口水，他带着刘红波来到北京混日子，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鸟巢附近一家公寓酒店。两个百无聊赖的闲人窝在酒店里看电视剧《潜伏》，看到谢若林对余则成歪着嘴说出这句话后，代槟眼里顿时放出一束光芒。他腾身而起，惊喜地抱住刘红波说:“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我跟着你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咱俩身上的钱快付不起房租了，连个工作都找不着，发什么财?”刘红波很不情愿地说。

“你刚才没看《潜伏》啊?我说的发财门路就是贩卖情报!你没注意啊，网上很多私人侦探，他们都是靠卖情报发财的!”代槟仔细向刘红波解释说:“私人侦探所都打着商务调查和信息咨询中心的幌子，在网上做生意，主要就是干查找小三、追踪债主、讨债要账这些活，买卖的情报主要是通话记录和银行存款信息。我们只要在网上搭建起一个情报交易平台，中间的差价不就落在咱的腰包了吗?你来上网，我去交易，万事俱备，只需注册一个信息咨询中心就合法经营了。”

听到这里，刘红波恍然大悟，连忙催促代槟说:“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我是黑龙江人，这里面要有黑龙江特色，你是我的夫君，从今天开始我就助你发威了，咱们这个公司名字就叫‘龙江君威’怎么样?”“好!我这就去注册去!”代槟翻身下床，直奔工商局而去。2009年3月，代槟在北京注册了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只有他和女友刘红波两人。

刘红波上网注册了“北京刘”、“骑驴裸奔”、“别理我烦”等交易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发布信息:龙江君威信息咨询中心提供各项信息。刘红波在群里留下了电话等联系方式，当然还有收款用的代槟的工行、建行、农行的银行卡卡号。

闯入交易平台的刘红波仿佛打开一个新天地。她发现，只要在百度上输入“调查公司”或“侦探公司”，就能搜出多达上千家这样的公司，少则200人，多则500人，这些公司都吹嘘能提供话费详单、手机定位甚至人员行踪报告。而买卖个人信息的双方分别在网站里发布资料、公开叫卖，洽谈生意也大多在网上进行，倒卖个人信息毫不避讳。

刘红波注意到，多数公司都宣称自己的所有行为均不违法。有的公司在网站里甚至挂出了营业执照。当然，这些都是信息咨询和商务调查公司。

刘红波频繁活动在各种圈子里，后来干脆搭建起自己的情报交易平台，并把一些她认为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的网友拉进自己的群里。

最早与刘红波成为合作伙伴的人叫路宽，这个路子很宽的帅哥成为刘红波最重要的生意伙伴。

女友潜伏中国电信，男友专事信息买卖

刘红波把路宽拉进自己的交易平台之后才发现，辽宁省鞍山市人路宽，套取情报的本事堪比谢若林，这个业内老手甚至更高一筹。刘红波当然不会想到，她的这个下线路宽，竟然以信息专卖为职业。

乍一接触，路宽就坦然告诉刘红波:“我提供的情报来源可靠，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女朋友就是潜伏在北京电信客服部投诉处理中心的内应。只要是电信公司的信息，我全部给你搞定。而且我干这行不止一年了。”

刘红波感到此人不可小觑，立即把他当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只要客户需要中国电信的相关信息，她就会立即联系路宽购买。

路宽并没有说假话，他大学毕业之后干过好多职业，却都一事无成，后来无意间发现网上倒卖个人信息很赚钱，就开始从事这个行当。不仅如此，在这种地下交易中，路宽还收获了一份夫唱妇随的爱情，33岁的路宽让28岁的天津女孩张萍爱上了他。

张萍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北京信元电信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当路宽得知张萍即将被公司派遣到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客服部投诉处理中心工作时，他向单纯的张萍发动了爱情攻势。豪爽帅气的路宽赢得了张萍的芳心。

对于这份感情，张萍爱得死心塌地无怨无悔，甚至路宽告诉张萍自己的主要生计就是倒卖电话信息时，张萍还憨笑着说:“咱俩的结合正好是珠联璧合啊，我有渠道能查询通话清单、机主信息，只要你需要，我几分钟就能搞定。”

从2009年3月开始，张萍为路宽查询信息数量近200条，其中机主信息80余条，通话清单100多条。每次路宽需要时，张萍都是在单位通过手机邮箱把查询结果发给路宽。

按照张萍的职责权限，她本来无权查询、调取、提供给他人这些信息的，但爱情的力量，让她心甘情愿违规为男朋友出力。张萍帮助路宽获取了大量电信用户的个人信息，路宽通过上线刘红波等人层层转卖，获利不菲。但路宽并没有给过张萍一分钱，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张萍是因为爱情而心甘情愿被他驱策的。

有些信息路宽也要花钱去买。24岁的北京女孩小于是北京一家信用管理公司查询部职员，这家信用管理公司受中国联通北京市分公司委托催缴用户欠费，这样小于就有机会接触一些机主信息。仅仅为了给表哥张雄帮忙，她调取了20多份信息给了表哥。最后，这些信息被转卖给了路宽，路宽加价转卖给了刘红波，刘红波又加价在情报平台上卖了出去。

路宽这条线上，不仅把自己女朋友送进监狱，也让小于和她的表哥获刑。2011年8月5日，法院认定路宽从女朋友张萍手中获取信息180余条，从小于的表哥手里购买信息10余条，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零二个月。张萍也因犯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一年零十一个月。小于获刑一年零四个月，缓刑一年零四个月;张雄获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在风声中暗战，操控永不消失的电波

在刘红波的情报平台中，除了机主信息、通话记录等常规信息交易之外，更高端的是手机定位。而能进行手机定位的谢新冲，就成为刘红波情报平台中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操控者，而且也是在这个犯罪团伙中获利最多的一个。

31岁的谢新冲是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中国移动公司授权谢新冲所在公司做定位服务，具体业务主要是企业外勤人员的考勤，智障人员、老人、儿童的监护等。而且，移动公司要求必须是企业用户，且被定位人要知情。但眼里只有“金条”的谢新冲可不管这些。

谢新冲可以随时对移动用户进行定位，作为高端技术的掌握者，他不屑于倒卖一般信息，而是只与3个老板级的人物单线联系。这3个老板都是商务调查公司的负责人，而他们又是刘红波情报平台中的重量级人物。

谢新冲帮调查公司做手机定位一个用户就能赚到1000元。而给正常用户定位收费，一个号码只能收费100元。谢新冲先后做非法手机定位90个，获利9万元。

北京安信达信息咨询中心老板程春郊见手机定位很赚钱，他找到了北京雷霆九州商务调查中心老板刘海亮说:“亮子，我知道你有门路能做手机定位，请给哥们帮个忙吧，放心，不让你白忙，中间肯定有你的好处。”

程春郊之所以找刘海亮帮忙，是他知道刘海亮跟谢新冲是哥们。一听到有钱可赚，刘海亮爽快地答应下来，每个号码收取1200元。

刘海亮拿着程春郊提供的号码找到了谢新冲。谢新冲与刘海亮商定每个定位1000元，多出来的钱返还给刘海亮。谢新冲拿到钱后交给刘海亮一个软件，只需要将被定位号码添加到软件账户中，就会完成手机定位。

在做了30多次业务之后，程春郊瞒着刘海亮找到谢新冲才知道，刘海亮每个号码赚了自己200元。自此之后，程春郊抛开刘海亮与谢新冲单线联系，价格依然是1000元一个。

比起程春郊和刘海亮这两个外地人，神秘的北京张大姐可来头不小。这位北京大姐住豪宅开名车，不仅自己开办了一家商务调查中心，还担任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商场总经理办公室的法律顾问。

张大姐找谢新冲做手机定位的目的也令人咋舌，她怀疑丈夫有外遇，于是对丈夫的4个电话号码做了调查，还从谢新冲手里买过GPS定位仪。而她的丈夫经常感觉被人跟踪后，自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睡过一个踏实觉。当然，他更不知道自己身后那永不消失的电波，操控者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平时查到其他号码的信息，张大姐当然也卖给了刘红波，然后刘红波加价转卖了出去。而张大姐需要一些资料时，也从刘红波的这个情报平台上购买。

2009年12月11日，谢新冲被警方查获归案。2011年8月5日，谢新冲被法院以犯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2.6万元。

走上法庭集体受审，23名被告人均获刑

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2011年8月5日，23名被告人站成一排，首当其冲的是刘红波。法院通过对刘红波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确认刘红波共提供165个通话清单、114条名址、32个手机定位。刘红波因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23名被告人中，14人被判处了二年半至半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有9人因有悔罪表现，被适用了缓刑。

同时被判刑的谢新冲、张萍等7名潜伏的内鬼和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涵盖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该案审判长徐辉介绍说，在本案中的交易信息大多数被调查公司买走，有些被用于维护个人权益，比如说债主追查老赖的行踪;有些是夫妻之间追查出轨信息。但是，还有一些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诈骗、绑架，受害人甚至包括一位部级领导干部。

23名被告人出庭受审引人关注。这个收集、加工、倒卖个人信息的“产业链”呈现在人们面前。该案是《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以来，北京市判决的最大一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如何从源头上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除了法律需要完善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完善内部控制才是杜绝个人信息泄露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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