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论道突破中国城市化瓶颈(新闻)

绍兴论道：突破中国城市化瓶颈

绍兴论道：突破中国城市化瓶颈 更新时间：2010-9-10 6:04:53 　　建城2500年的古城绍兴9月9日迎来了上海世博会第五场主题论坛。

面对“经济转型和城乡互动”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外嘉宾各抒己见。全球经济进入了复苏困难、结构转型、竞争加剧、制度变革、城乡互动发展需求增强等多重特征并存的时期。而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外部市场需求约束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矛盾依然突出。

作为浙江省唯一承担工业转型升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城市，绍兴和中国许多城市一样，急需真知灼见。

突破三大瓶颈掘城市化“金矿”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在下一个10年里，增速将会明显放缓。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在9日下午的“经济转型和城乡互动”世博主题论坛主题对话会上称，下一个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追求高增长，而是如何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来释放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潜力。其中，最大潜力来自城市化——不光是城镇化，还包括大中型城市的发展。

根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此次主题论坛开幕式上的说法，中国2009年的城镇化率是46.6%。李稻葵指出，这一水平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整整低了12个百分点——不光低，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浅层次的城市化，上亿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打工者没有真正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及经济转型的带动力，还没有被充分估量。

“未来10年，只要做好城市化这篇文章，9%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的。”而如何挖掘城市化这座中国经济的金矿，李稻葵认为有3个重要的瓶颈需要突破。

李稻葵分析称，首先要突破的瓶颈在于制度，尤其是不同程度的户籍管理制度必须要改革，要有勇气改革，才能够释放城市化的潜力。不过他认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全国不能一刀切，要鼓励各城市因地制宜进行探索，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采取市场化方式突破户籍制度瓶颈。

他举例说，可以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借鉴国外的移民政策，向已经进城、有固定工作的外来人员给予类似“绿卡”的资格，这种“绿卡”可以发放给用人单位，让其根据所获绿卡的数量调整自己的劳动用工量。经过5年或7年后，这些持卡外来人员可转变为本地户口居民，这是一种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逐步降低户籍带来的福利含金量，比如将医保、养老福利等进行量化、货币化。

生活在北京的李稻葵，对这个城市的交通问题感受尤深。他认为，交通问题其实是城市公共管理问题，而特大型城市的公共管理改革也是一大需要突破的瓶颈。李稻葵说，北京应对交通问题，完全可以开动脑筋，向新加坡、伦敦等城市学习。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土地价格过快上涨，李稻葵对此不无忧虑——在任何产业、地区还没有兴盛之前，土地价格先上涨，是不是吃掉了未来的“午餐”、埋葬了未来发展的潜力？他说，以北京、上海为例，高科技产业恰恰碰到土地价格过高、房地产价格过高造成的冲击。“第三个瓶颈，就要坚持长期的房地产调控，从根本上入手，杜绝房价、地价反复上涨的现象。”李稻葵的观点赢得了论坛现场热烈的掌声。

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转型之痛

世界各国都在讲经济转型，都在讲结构调整、应对新的变化。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此次论坛上说，近年来全球最大的变化是30多亿原先贫困国家的人口加入了劳动大军，加入了消费者的行列。

樊纲分析称，由于这30多亿人不仅要劳动，还要消费，要参与城市化，于是就有了全球资源市场上的各种转型和变化，包括资源价格的上涨。目前，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都在争夺全球有限的工作岗位。同时，由于全球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现在全世界每天存在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努力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其进程也在逐步深化。樊纲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充满着矛盾、焦虑、紧张和冲突。

有些人质疑为什么农民必须进城而不能就地城市化。樊纲表示，这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因为农民的收入往往只有城市打工者的一半，而且农村居住太分散，基础设施效率太低，服务业在农村难以发展，农民的家庭生活也不能社会化。

樊纲说，城市化进程不是一个只有幸福没有痛苦的过程，要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包括农民市民化、城市人群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因此，关键在于使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都安居乐业、相得益彰。

樊纲说，农民进城初期一定是低收入阶层，城市化本质上是低收入阶层进城的过程，政府需要接纳这些低收入人群，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城市化需要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来配合、来应对，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境、住房、土地等方面。在整个城市规划中，要想到不同群体的需要，通过这些公共政策使其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

企业引才受阻高房价

来自深圳的企业家陈志列和徐航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高房价对企业的影响。作为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今年对公司新聘用的研发人员进行了调查，这些高端人才感叹“深圳房价太高”，公司周边的房价都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而研祥的研发人员薪资水平虽然不低，但房价的压力确实存在。研祥的对策是在无锡、西安等地建研发基地。

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航表示，非常赞同李稻葵提出的坚持房地产长期调控的观点，认为房价不下来，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就难以吸引人才。

徐航说，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财富是人才，而其公司附近每平方米不低于4万元的房价无疑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大阻碍。迈瑞对最近离职的员工进行了了解，发现其离职的一个原因是那些员工在二线城市可以拿到同样的工资，但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我们培养了3年，正是用他们的时候，结果他们去了外地。”徐航不无遗憾。

樊纲的想法是，有限的土地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子——土地可以涨价，房价可以不涨，比如学习香港、东京的做法，提高容积率。他说，如果深圳的房子每幢增加10层，土地就没有那么紧张，房价也可以得到控制。

“城市化初期一定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李稻葵认为，需要突破现有的思想约束，采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最需要创新。他甚至提出，在深圳没有就业也不准备创业的人，可以制定政策，不允许他们买房。

徐航赞同李稻葵的思路——限制不就业、不创业者买房。他说，新加坡仅允许外国人买高端房产，深圳等大城市也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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